在中國，他是唯一沒有爭議的一代偉人

中國歷史這麼多偉人，他們絕大多數都是充滿爭議的。但是有一個人，卻偉大到沒有任何爭議。

一．死不留灰 中國歷史第一人　

周恩來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提出死後不留骨灰的人。當總理去世的時候，正是中國政治風雲變幻的日子。

1976年1月15日下午追悼會結束後，鄧穎超就把家屬召集到一起，說總理在十幾年前就與她約定死後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當晚，鄧穎超找來總理生前黨小組的幾個成員幫忙，一架農用飛機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飛，飛臨天津，這個總理少年時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著渤海灣飛臨黃河入海口，將那一捧銀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許就是這一撒，總理的魂魄就永遠充滿人間，貫通天地。

揭秘周恩來“無墓無碑”所為何？沒有灰，當然也談不上埋灰之處，也就沒有碑和墓，欲哭無淚，欲祭無碑，魂兮何在，無限相思寄何處？於是人們難免生出一絲絲的猜測，有的說是總理英明；有的說是總理節儉，不願為自己的身後事再破費國家錢財。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個乾淨：生時鞠躬盡瘁，死後不留麻煩。

他是一個隻講奉獻，獻完轉身就走的人，不求什麼紀念的回報和香火的饋餉。也許隱隱還有另一層意思。以他共產主義者的無私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忠君，他更不願在身後出現什麼“僭越”式的悼念。

二．總理為何“生而無後”？

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紀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後人，後人為大。雖然後人不能盡續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對世人來說，有一條血緣的根傳下來，總比無聲的遺物更惹人懷舊。

卻要為列士存孤續後

我在他的紹興祖居，親眼見過抗戰時期他和鄧穎超回鄉動員抗日時，恭恭敬敬地續寫在家譜上的名字。他在白區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遺孤，安排撫養。他常說：“不這樣，我怎麼能對得起他們的父母？”他在延安時親自安排將瞿秋白、蔡和森、蘇兆征、張太雷、趙世炎、王若飛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蘇聯好生教育、看護，並親自到蘇聯去與史達林談判，達成了一個誰也想不到的協議：這批子弟在蘇聯只求學，不上前線(而蘇聯國際兒童院中其他國家的子弟，在戰爭中上前線共犧牲了 21名)。

這恐怕是當時世界上兩個最大的人物，達成的一個最小的協定。總理何等苦心，他是要為烈士存孤續後啊。

鄧穎超為何放棄生兒育女?

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間友好往來，日本著名女運動員松崎君代，多次受到總理接見。當總理知道她婚後無子時，便關切地留她在京治病，並說有了孩子可要告訴一聲 。1976年總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們已經有了孩子，但還沒有來得及告訴您！”確實，子孫的繁衍是人類最實際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

但是天何不公，輪到總理卻偏偏無後，這怎麼能不使人遺憾呢？是殘酷的地下鬥爭和戰爭奪去鄧穎超同志腹中的嬰兒，以後又摧殘了她的健康。

三．“官而不顯”？做最平民化總理

千百年來，官和權是連在一起的。官就是顯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個對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種對立的形象。

但周恩來作為一國總理則只求不顯。在外交、公務場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內心深處，他是一個最低標準甚至不夠標準的平民。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總理。

出國訪問 機密檔箱裡藏“寒酸行頭”

一次他出國訪問，內衣破了送到我駐外使館去補，去洗。當大使夫人抱著這一團衣服回來時，傷心得淚水盈眶，她怒指著工作人員道：“原來你們就這樣照顧總理啊！這是一個大國總理的衣服嗎？”總理的襯衣多處打過補丁，白領子和袖口是換過幾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來白底藍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紗衣。後來我見過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來的紋路。這樣寒酸的行頭，當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國人。

所以總理出國總帶一隻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級的賓館，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員將這一套行頭收入箱內鎖好，才許賓館服務生進去整理房間。人家一直以為這是一個最高機密的檔箱呢。這專用箱裡鎖著一個貧民的靈魂。而當總理在國內辦公時就不必這樣遮擋“家醜”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藍布袖套，那樣子就像一個坐在包裝台前的工人。

許多政府工作報告，國務院文件和震驚世界的聲明，都是在這藍袖套下寫出的埃只有總理的貼身人員才知道他的生活實在太不像個總理。

周恩來一生不回故鄉之謎：平生最恨“衣錦還鄉”

總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廳辦公，一直住了25年。這座老平房又濕又暗，多次請示總理都不准維修。終於有一次工作人員趁總理外出時將房子小修了一下。

《周恩來年譜》記載：1960年3月6日，總理回京，發現房已維修，當晚即離去暫住釣魚臺，要求將房內的舊傢俱（含舊窗簾）全部換回來，否則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員只得從命。

一次，總理在杭州出差，臨上飛機時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時鮮蔬菜，到京時被他發現，嚴厲批評了工作人員，並命令折價寄錢去。一次，總理在洛陽視察，見到一冊碑帖，問秘書身上帶錢沒有；沒有錢，總理搖搖頭走了。

總理從小隨伯父求學，伯父的墳遷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臨行前又改派侄兒去，為的是儘量不驚動地方。

四．周總理“黨而不私” 拖病體看望康生

1974 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療。周恩來這時也有絕症在身，還是拖著病體常去看康。康一輩子與總理不和，總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後罵。工作人員告訴總理，說既然這樣您何必去看他。但總理笑一笑，還是去。這種以德報怨，顧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舉不勝舉。

周總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與三弟恩壽情同手足。恩壽解放前經商為我黨提供過不少經費，解放後安排工作到內務部，總理指示職務要安排得儘量低些，因為他是自己的弟弟。後恩壽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總理又指示要辦退休，說不上班就不能領國家工資。曾山部長執行得慢了些，總理又嚴厲批評說：“你不辦，我就要給你處分了。”

他以自己堅定的黨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黨內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機。50年來他是黨內須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劑。

紅軍長征時，當時周恩來身兼五職，是中央三人團（博古、李德、周恩來）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在遵義會議上，只有他才有資格去和博古、李德爭吵，把毛澤東請了回來。

王明派對黨的干擾基本排除了（徹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風以後），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又冒出個張國燾。張兵力遠勝中央紅軍，是個實力派。有槍就要權，不給權就翻臉，黨和紅軍又面臨一次分裂。這時周恩來主動將自己擔任的紅軍總政委讓給了張國燾。紅軍總算統一，得以繼續北上，紮根陝北。

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他藏而不露地將“15年趕上英國”，改為“15年或者更多的一點時間”，加了九個字。將“在今後10年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一句刪去了“或者更短的時間內”八個字。不要小看這一加一減八九個字，果然一年以後，經濟凋敝，毛澤東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搞經濟還得靠恩來、陳雲，多虧恩來給我們留了三年餘地。”

五．周總理一生“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幹；地下特科鬥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幹；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幹。

他一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著的一塊徽章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

周恩來是1974年6月1日住進醫院的，而據資料統計，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

12～14小時有9天;

14～18小時有74天;

19～23小時有38天;

連續24小時有5天。

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時之內。

而從3月中旬到5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21次，外事活動54次，其他會議和談話57次。

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1934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毛澤東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

1938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愈，只好赴蘇聯求醫。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6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

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

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共產黨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六．周總理為何“死不留言”？

1976 年元旦前後總理已經到了彌留之際。這時中央領導對總理病情已是一日一問，鄧穎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當真是總理肚中無話嗎？當然不是。

在會場上，在向領袖彙報時，在與同志談心時，該說的都說過了，他覺得不該說的，平時不多說一字，現在並不因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負責任，隨心所欲。

總理的辦公室和臥室同處一棟，鄧穎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幹，但總理工作上的事鄧穎超自動回避，總理也不與她多講一字。

總理辦公室有三把鑰匙，他一把，秘書一把，警衛一把，鄧穎超沒有，她要進辦公室必須先敲門。 

周總理把自己一劈兩半，一半是公家的人，黨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個人豐富的內心世界，但是這兩部分涇渭分明，決不相混。

周恩來與鄧穎超的愛可謂至純至誠，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們兩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給妻子，但決不能搭上公家的一點東西；反過來，妻子對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關心，但決不能關心到公事裡去。總理與鄧大姐這對權高德重的伴侶堪稱是正確處理家事國事的楷模。詩言志，為說心裡話而寫。

工作人員回憶，總理工作之餘也寫詩，用毛筆寫在信箋上，反復改。但寫好後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紙簍，宛如一群夢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黨的決定和紀律所做的事，他不願再表白什麼，留下什麼。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紹興人。周恩來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解放軍主要創建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周恩來同志的卓著功勳、崇高品德、光輝人格，深深銘記在全國各族人民心中，在國際上也享有很高威望。

周總理的一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讓所有人都知道他，記住他！

PS:周恩來因信仰耶穌改名

周恩來(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紹興人。周恩來原名叫周志榮，小時候因有病到了教會，信了耶穌病好後就改名叫周恩來。從後來周恩來總理給北京天壇醫院一首詩中可以看到他的信仰：

切願同胞嘗天道，天堂福地無煩惱。 光明天城黃金道，豪華天宮是神造。

奔向天堂榮光照，靠著耶穌真是好。切願同胞走天路，靈魂得救靠耶穌。

門徒暫時雖受苦，堅固聖靈洗罪汙。要上高天一條路，共同祈禱求天父。

切願同胞信福音，大家虛盡作天民。 永生福地都有份，多蒙神恩跟耶穌。

敬畏真神只一個，天堂有門也有路。人人傳道有任務，天使天兵來保護。 

早在法國勤工儉學時，曾結識了一位法國天主教神父，兩人成為摯友，在其影響下，接受了宗教信仰，在晚年患癌症後，總理曾致電法國天主教神父來京探視，逝世前神父給授洗加入天主教。

（備註：本文轉載自網絡，原文／版權　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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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富翁收養了一名孤女，誰知，億萬資產和他兒子最後都被】

30年前，美國華盛頓一個商人的妻子，在一個冬天的晚上，不慎把一個皮包丟在一家醫院裡。商人焦急萬分，連夜去找。因為皮包裡不僅有10萬美金，還有一份十分機密的市場訊息。

當商人趕到那家醫院時，他一眼就看到，清冷的醫院走廊裡，靠牆根蹲著一個凍得瑟瑟發抖的瘦弱女孩，在她懷中緊緊抱著的正是妻子丟的那個皮包。

原來，這個叫希亞達的女孩，是來這家醫院陪病重的媽媽治病的。相依為命的娘兒倆家裡很窮，賣了所有能賣的東西，湊來的錢還是僅夠一個晚上的醫藥費。沒有錢明天就得被趕出醫院。晚上，無能為力的西亞達在醫院走廊裡徘徊，她天真地想求上帝保佑，能碰上一個好心人救救她媽媽。突然，一個從樓上下來的女人經過走廊時腋下的一個皮包掉在地上，可能是她腋下還有別的東西，皮包掉了竟毫無知覺。當時走廊裡只有西亞達一個人，她走過去撿起皮包，急忙追出門外，那位女士卻上了一輛轎車揚長而去了。

西亞達回到病房，當她打開那個皮包時，娘兒倆都被裡面成遝的鈔票驚呆了。那一刻，她們心裡都明白，用這些錢可能治好媽媽的病。媽媽卻讓西亞達把皮包送回走廊去，等丟包的人回來取。媽媽說，丟錢的人一定很著急。人的一生最該做的就是幫助別人，急他人所急；最不該做的是貪圖不義之財，見財忘義。

雖然商人盡了最大的努力，西亞達的媽媽還是拋下了孤苦伶仃的女兒。她們倆不僅幫商人挽回了10萬美圓的損失，更主要的是那份失而復得的市場訊息，使商人的生意如日中天，不久就成了大富翁。

被商人收養的西亞達，讀完了大學就協助富翁料理商務。雖然富翁一直沒委任她任何實際職務，但在長期的歷練中，富翁的智慧和經驗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她，使她成了一個成熟的商業人才。到富翁晚年時，他的很多意向都要徵求西亞達的意見。

富翁臨危之際，留下一分令人驚奇的遺囑：在我認識西亞達母女之前我就已經很有錢了。可當我站在貧病交加卻拾钜款而不昧的母女面前時，我發現她們最富有，因為她們持守著至高無上的人生準則，這正是我作為商人最缺少的。我的錢幾乎都是爾虞我詐、明爭暗鬥得來的。是她們使我領悟到了人生最大的資本是品行。

我收養西亞達既不是為知恩圖報，也不是出於同情。而是請了一個做人的楷模。有她在我的身邊，生意場上我會時刻銘記，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什麼錢該賺，什麼錢不該賺。這就是我後來的業績興旺發達的根本原因，我成了億萬富翁。

我死後，我的億萬資產全部留給西亞達繼承。這不是饋贈，而是為了我的事業能更加輝煌昌盛，我深信，我聰明的兒子能夠理解爸爸的用心良苦。

富翁在國外的兒子回來時，仔細看完父親的遺囑，立刻毫不猶豫的在財產繼承協議書上簽了字：我同意西亞達繼承父親的全部資產。只請求西亞達能做我的夫人。

西亞達看完富翁兒子的簽字，略一沉吟，也提筆簽了字：我接受先輩留下的全部財產——包括他的兒子。

【聖經】加拉太書6章9節

我們行善，不可喪志 ; 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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