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同學，你最近問我：「為什麼起初要回台灣教書？」
這讓我想起在一九八九年，我自美國回到台灣，應徵台灣大學的教職。職缺只有一個，申請的人不少，競爭相當激烈。我的老師尼爾森（Donald Nielsen）同時推薦我，前往德國的漢堡大學，與中國的北京大學，理由是「二十一世紀，國際注目的舞台，將在那裡」，此外，我在美國也有工作。
我的心中有一個問題，我若回來教書，對台灣的學生有幫助嗎？我在美國已經九年，逐漸習慣那邊的生活。我對台灣年輕一代的認知，已經相當模糊。
我相信成為一個老師，不只為薪水，而是為委身；不只是份工作，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的地方。我在不確定時，到一間餐廳，叫了一碗「紅燒牛肉麵」。本想品嚐昔日的風味，旁邊有個學生，竟與我閒談起來，談得很愉快。這小小的一件事，化解我心中的疑慮。
隔天，我壯膽在台大進行應徵的演講，講後就回美國。幾天後，系上通知我獲聘。我向尼爾森老師辭別，抱歉無法前往他推薦的學校，他站起來大力與我握手，連聲說：「好。」他總尊重學生最後的決定。
起初教書的時候，我非常不適應。台灣的報帳制度，有防不完的陷阱；巧妙的人際關係，吃了不少的暗虧；某些制度，讓人難過。我教一小時的書，要準備六個小時，常在緊張的狀態。美國的友人大概知道我的狀況，來台邀約，詢問是否重回美國工作？這時，海洋研究所的陳民本教授，對我講一句讓我受益久久的話：「老師有其三六九，前三年很不習慣，六年才漸入佳境，九年才會步入高峰。所以，教書的前三年，不要不適應就離開。」因為認真，所以適應緩慢，我決定留下。
一轉眼，我當了二十多年的老師，正如尼爾森老師所料，德國與中國漸成國際注視的地方。但是在台灣大學教書愈久，幸福感愈多。我的學校待我很好，每一年至少送五百個學生，坐在我面前聽我上課。我有分於他們的求知與成長，常感到幸福。
我也獲得優良導師獎、教學優良獎、學術貢獻獎、通識教育教學獎、傑出工程師獎、社會服務獎與不少的文學獎。這些獎，對一個有口吃、羞澀，容易失望、灰心的老師，是一種矛盾式的鼓勵。我軟弱，故得獎；我得獎，故軟弱。得這麼多獎，彷彿是教育路上的凱歌者，其實我是活在本鄉的異鄉人。學生經常在改變，我將獎拋在後，年年去追趕。
不過，我認為與學生同行、傾聽他們的問題、分享他們的喜悅，是我更大的獎。我是個感情易受波動、容易受傷的人，有時遭受挫折，經常感到沮喪、疲乏、困倦、壓力，甚至身體不舒服，這時學生反而成為我的陪伴。他們的虛心學習，幫助我往前。
我逐漸體會，「老師」不是一種職業，而是一種品味，深嚐與學生一同成長的酸甜苦辣；老師所做的不是零零碎碎，而是學生美好生命中的一部分；老師不是一個頭銜，而是持續去對應一個長闊高深愛的函數。
承受多年的教育與訓練，才能擁有「老師」的工作，似乎不符合投資報酬率，卻是生命值得的投資。成為老師，是擁有單純的生命，過簡約的生活；能夠體會與學生美好的相處，感受生命深刻的實涵。老師是種象徵，在活化所學；是有限的名詞，帶著無限的意義。老師是古老的行業，卻如同濃縮文明的膠囊，舉著生命的火把，將代代的精華傳遞出去。我在大學時代，當高中生的輔導，對老師的工作，有股說不出的切慕，雖然不知道日後要在哪裡教書、要教什麼，不過上帝會引導。
二○一○年，台灣大學開始推出「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 Ware），我的課「生態工程導論」與「自然科學概論」是其中的兩門。上課全程皆錄音、錄影，放在台灣大學的教學網站上，供人免費觀賞與學習。第一個學期修課學生有兩百六十人，將教室坐滿，有些旁聽的學生，還坐在教室台階上。第二個學期來上課的學生更多。每週上課兩小時，我知道如果不用心教，將浪費幾近三百個學生的時間，國家人力六百個小時。
教育部曾經邀請我擔任四年（2002–2006）「自然科學」教材的撰寫，我漸漸養成課餘編寫教材的習慣。我喜歡在教材裡加入學門知識的發展史，當作上課教材的潤滑劑。學生若不明白發展史，就不容易秉持初時的理想。我相信理想比知識更重要，用正確的理想去應用知識，較能產生恆久的效益。因為一門學問，有其源起，有其內容；也有其爭執，有其持守。在學習路上與許多學生相遇，這些故事供他們學習，給他們默想，使他們成長，給他們應用。
老師，是在學習路徑上傳遞知識的輪子，輪子愈磨愈老舊，早期明顯的胎紋，逐漸磨平；一度光亮的輪胎，已漸老化。只想將一生當成一串喜悅的音符，響自輪子與道路，日復一日地磨滾。在一個地方，用心營造愛，是老師的一生。
迄今，我仍然在台灣大學教書。我相信，一生的故事，有一天仍需上帝重新闡述，否則自己也看不清。所以，我不敢保證，回台灣教書是最好的選擇，個人要認定上帝，與祂同行，祂軛輕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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